【特稿】：新中国“炮兵之父”——朱瑞

王治钦

【特稿】：新中国“炮兵之父”——朱瑞——家乡人物传记之三

（本文选自《宿迁现代五杰》/庄斌（老貘老师）编撰/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题写书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中国“炮兵之父”——朱瑞

引  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悬挂着一幅毛泽东主席戴着八角帽的庄严英俊而又亲切的照片。这幅照片拍摄于1945年，照片原为毛泽东与朱瑞的合影，后以原照片为摹本剪裁稍作加工而成。
这张合影照片现存于东北烈士纪念馆。照片拍摄于1945年秋天，背景为延安的宝塔山，左为毛泽东，右为当时正在延安炮兵学校任校长的朱瑞。这是当年毛泽东在延河边与即将奔赴东北战场的朱瑞惜别时的合照。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究竟是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以及用哪一幅画像，是作为开国大典总筹划者周恩来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待中央一致决定悬挂领袖像以后，周恩来即多次派摄影师到丰泽园，为毛泽东拍了好几幅正面肖像。
　　当时，毛泽东刚从北平城外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不久，秘书把对那些专为要在天安门悬挂而拍摄的照片都摆在案头，让毛泽东本人挑选。毛泽东看后，都觉得不甚满意。他不喜欢这类一本正经的标准像，如果天安门城楼上一定要挂的话，最好从他日常活动中找一张比较自然的。周恩来知道主席的意思后，就又派人送来几幅战争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照，毛一眼就看中了这张他与朱瑞的合影。
　　毛泽东钟情这张照片自有其中一段难忘的情结。
　　朱瑞，1905年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1925年底他和一大批进步学生从广州经上海到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朱瑞后在苏联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接着他又入红军炮兵学校进修。1929年他回国，先后任中央军委作战秘书、参谋，长江局军委秘书长等职。不久即参加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五军团政委等职。朱瑞在作战中十分勇敢，深得毛泽东赞许。到抗战时，朱瑞已成为八路军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毛泽东多次表扬朱瑞，称他是“能文能武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尤其对朱瑞在山东成功指挥的几次反扫荡战绩有很深刻的印象。朱瑞的妻子陈若克及儿子均是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在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朱瑞痛失妻儿但其斗志从不稍减，他和林彪在当时一度成为远近闻名的八路军两大战将，民间流传着“西有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东有朱瑞领导的反铁壁合围大战”之种种传奇故事。然而，正当朱瑞的革命战斗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的命运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一个转折。
　　1939年，朱瑞由山东八路军一纵队政治委员改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山东地区的党、政、军指挥权始终处于无法统一的不正常状态。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也在相当一段时期处于领导不力的被动局面。1942年，毛泽东鉴于山东方面的反映，决定让正在敌占区检查工作，途经山东准备返回延安的中央特派员刘少奇就地调查一下。刘少奇到山东后，经四个月的调查了解，最后他在向中央写的报告认为：“山东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应对在执行中央政策、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锄奸政策等方面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刘少奇报告中所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朱瑞。不久，中央撤消了朱瑞山东分局书记等职务，任命罗荣桓为山东省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而朱瑞则被一纸电令调往延安，从此离开了抗日前线战场。
　　朱瑞于1943年3月下旬从山东出发，到达延安时已是当年五月底。到延安以后，他在枣园的窑洞里和毛泽东整整谈了一天一夜。尽管他对自己在山东分局存在的错误已经有所认识，但二人在谈话中仍然难免有分歧，甚至发生争论。朱瑞和毛泽东谈话后，就来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秋，朱瑞已在延安学习了一年，他为能早日重返前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批准他上战场杀敌，他在信中表示，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留在后方。
　　毛泽东没有马上批准朱瑞上前线，而是让朱瑞出席了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七大。朱瑞在这次党代会上，公开作了题为《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诚恳地对自己多年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和检查。他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及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肯定。朱瑞因在山东工作中的失误而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中落选，不过尤其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作为一名战将，却并没有在战场上，而是在延安的宝塔山下迎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喜讯的。
　　1945年，解放战争在东北拉开序幕后，毛泽东找朱瑞谈了话，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此际中央已准备任命朱瑞为军委副总参谋长。这一职务是与山东分局书记平级的，可是，朱瑞却表示不希望在军委任要职，愿意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当时中央正准备筹组一个旨在培养炮兵指挥员的学校，朱瑞有意去这里任职，他找毛泽东请缨，毛同意了，不久，朱瑞走马上任，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校长。2年来，朱瑞虽未能加入抗战最后决战的行列而深感失落，但这次能够担任炮兵学校校长，为解放战争培养作战人才，他还是感到十分慰藉的。
　　解放战争开始后，延安的大批干部陆续前往东北前线。朱瑞坐不住了，他又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请战：“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我在后方，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解放东北的战役，我应该带着炮兵到前线去。”毛泽东很理解朱瑞的心情，但是他想，如果同意朱瑞去东北，他的炮兵势必要在当年和他平起平坐的林彪领导下工作了，这属于降级使用了。可是朱瑞对此不计较：“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朱瑞即将奔赴东北前线了，他和毛泽东在延河边一边散步一边谈话。朱瑞向主席表示：“主席，我们很快就要再见面的，只要东北回到我们手里，我马上就回到延安来向您汇报。”毛泽东说：“我们再见面的地点恐怕就不是延安了，也许在石家庄，也许在北平或天津！”
朱瑞到东北以后，没有计较在林彪手下担任一个兵种的负责人。地位的变化和艰苦的环境考验着他的意志。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他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组建了一支由山炮、榴弹炮和苏式迫击炮组成的第四野战军炮兵部队。这也是我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由朱瑞指挥的炮兵部队很快成为围困长春、四战四平等重大战役的主力，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当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就要在北京响起的时候，朱瑞竟然再也回不到他身旁了。朱瑞是在1948年10月1日这一天，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不幸误踩地雷而壮烈牺牲的，年仅43岁。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待命总攻天津的解放军炮群

　　毛泽东是从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转送的朱瑞烈士遗物中，偶然发现他和朱瑞在延河边的合影的。毛泽东眼里噙着泪水望着这张已略微泛黄了的照片，往事一件件浮上了心头。
　　两天后，经毛泽东建议，将这幅合影中的自己放大加工，作为他最满意的个人肖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门前。
    而值得纪念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10月1日，正是朱瑞将军一年前牺牲的日子。  
早慧少年

朱瑞学名朱敦仲，字剑侠， 1905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龙河乡朱大兴庄。
幼年的朱瑞体弱多病，父亲虽是农村业余中医，但治不了贫穷这块病根。8岁那年，身为医生、广为穷人治病的父亲病逝，朱家从此家道中落。
1914年，9岁的朱瑞身体逐渐强壮起来，他入本庄私塾读了4年，学些《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之类。
1918年，13岁的朱瑞只身离家，先后在陈塘圩小学、洋河公学读书。在洋河读高小时，朱瑞特别喜爱看《岳飞传》、《七侠五义》和《水浒传》等小说，这些脍炙人口的中国古典名著增强了他的民族感，对人间屈辱与悲剧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心。朱瑞在壮年后回忆道：“这些书籍打下了我的思想基础，具体说，从《岳飞传》学到民族思想，从《七侠五义》学到同情心，从《水浒传》学到‘应该捣乱的念头’”。后来他上大学和留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又认定了应该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在革命军队以步枪梭镖奋战时他便去学火炮，这恰恰是在军事领域鼎故革新、追求先进的思想的重要体现。
朱瑞最初读完《岳飞传》这本书后，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子，酸、甜、苦、辣、咸都有了，他仇恨侵略者，痛恨贪图富贵的大奸臣秦桧，更加崇拜“精忠报国”的大英雄——岳飞。
当然，南宋皇族的腐败他也是看得清清楚楚，中华民族从来就有“铁肩担道义”的英雄，在山河被侵占、民族遭蹂躏的关键时刻，大英雄岳飞将军挺身而出，大喊：“还我河山！”，他三次从军，先抗辽兵，后抗金兵，身经百战，英勇杀敌，军功卓著，成为当时著名的抗金将领。可就是这样一位受人民爱戴的、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却被一个奸恶卖国的小人——秦桧给害死了。
朱瑞看完这本书后，深深地被岳飞的这种为了民族振兴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他崇敬岳飞的智慧和勇气，敬佩他敢于和坏人坏事进行硬碰硬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无形中，岳飞成了少年朱瑞心目中的偶像……
少年朱瑞对“武侠”的认识是充分而到位的。他很早就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古国，侠客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及至成年后，他还用毛泽东的话来诠释侠客作为一个阶层产生的原因，这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朱瑞后来分析道：古典文学对于侠客的记载，打动了作为农业社会里的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是最早的武侠读本，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朱瑞认为，中国式的武侠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侠士自始至今一直贯穿骨髓的魂魄。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赢政的事迹，更具浓厚的神秘色彩……总之，少年朱瑞是个武侠迷，以至于他小小年纪即有侠肝义胆，敢作敢当，言行一致。
《水浒传》是少年朱瑞百看不厌的著作。他说，在古今中外成名的小说中，至今也只有这样一部《水浒传》，是以土匪强盗及各种坏人做主角的，而且是拿他们当作“忠义”的正面人物来鼓吹歌颂的。
《水浒传》就是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前半部通过各种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府是多么的昏庸和可恶，特别是通过林冲的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就只能上山为匪，其真谛是“官逼民反”；后半部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朱瑞还从《水浒传》里弄明白了：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口仁义道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能完成的。造反是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过关斩将的，还要靠武将，靠英雄；当丞相的，也必须“十年寒窗苦读，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了，就是成功者……
这些朴素的认识都激励着少年朱瑞朝着既定的方向迈进。
1920年秋，15岁的朱瑞到了徐州培心中学读书。
培心中学（即现在的徐州五中）创建于1905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徐州市校史最长的完全中学。她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即私立培心书院，后易名为培心中学、培正中学等。
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荡，青年向上而激进，但培心中学对学生实行奴化数育，朱瑞等一帮进步青年颇有反感，他们平时喜读《向导》、《新青年》、《孙文主义学说》等进步书籍，粗知一些共产主义，于是经常聚集一起，研究讨论，发表感想与见解。
《向导》是第一份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机关报，主编蔡和森，陈独秀领导刊物的出版，并题写刊名。它的发刊词说：“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了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现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该刊主要刊载政论性文章，集中力量宣传中共二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纲领，宣传建立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主张。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通信》、《读者之声》、《什么话》等专栏。该刊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编印发行，每期到达徐州很快，那些振聋发聩的言论像烈火一般燃烧着朱瑞等青年学生的心。
《新青年》也是青年学子们奉为至宝的书刊。朱瑞甚至把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号开篇《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的对青年的六条要求倒背如流：青年应具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思想和行为品质.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说的是人应当有平等自主权利，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断善恶；一切思想，信仰，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思考，决不盲从别人，依赖别人，当别人的奴隶，也决不让别人当自己的奴隶。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说的是人应当跟上宇宙发展，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求新，接受先进的事物。认识到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风俗已落后于时代，失去存在的价值。不应当让这些落后的“国粹”束缚自己。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说的是人应当勇于进取冒险，在艰难的环境下抗争，战胜恶社会，而不被恶社会所征服，切勿为洁身自好而忍让退缩。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说的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已渐成互相之间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生当此时的青年应丢掉闭关锁国的思想，了解世界，掌握各国知识。否则个人将落于时代，国家也将无法在世界上立足。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说的是应接受西方思想家提出的“实利主义”，“实验哲学”，以“利用厚生”为人类生活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现实生活问题，抛弃同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的表面文章和道德说教。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指出科学是空想的对立物，是消除迷信，根治无知的武器，是推进社会发展，知识进步的重要因素。近世欧洲之所以进步，“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中国人民若想脱离蒙昧和浅陋，“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即应把科学放到与人权同等的地位来看待……
朱瑞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新青年》为我们的言行乃至人生目标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就是要沿着这条大道前行！”
孙中山早期的救国思想也激励和感动着青年。朱瑞读过孙先生的《上李鸿章书》，先生对“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的认真探求，使之提出了系统的救国思想。他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朱瑞认为，孙先生的见识高出于清末的洋务派，开始把握到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改造的宏伟眼光。
他和同学们还认真研读了孙中山提出的开发教育、科技、农业、工业、商业、交通等的具体设想；同学们更看清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于是他们从自身和身边做起，鼓吹进步的、科学的、民主的思想，反对落后的、愚昧的、独裁的现实。在校园，则充分体现为反对独裁和奴化教育。
1924年5月，培心中学的洋人校长安士东蛮横地打骂学生，朱瑞和马汝良、朱务平等学生领袖坚决抵制，领导学生开展罢课斗争，但终因同学们不坚决而失败，朱瑞等被开除。
随后，19岁的朱瑞来到南京钟英中学读书。钟英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师生多有名士。不久，朱瑞高中华业，他到上海考入广东大学，并在上海马汝良的介绍下加入CY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又加入中共领导的新学生社，他被编入法学院予科。在上海，朱瑞的眼界更为开阔，思维更为活跃，在校不久，就感到不满和压抑，他渴求置身更为广阔丰富而能学以致用的教育，更渴求及早投身火热的革命活动中。
莫斯科的高材生

1925年冬天，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广州招生，朱瑞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该校。12月14日，他乘船离开广州到海参崴，转火车，1926年2月24日抵达莫斯科。同月26日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朱瑞在莫斯科上了四年大学，分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就读。他在炮校入了党。
1926年3月，朱瑞在中山大学加入了苏联少共(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过一个多月学习俄语，他被选入第一个俄文班直接听课，但自己要求转入政治性强、斗争激烈，人才集中的第七班上课。
这班有邓小平、左权、李卓然等，学了一年半，于1927年夏毕业。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当时的俄共（布）特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前身为东方大学中国部。俄共（布）重视中国革命问题是从1920年开始的。那年，列宁确立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认为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反动得不可救药了，而东方的资产阶级还有反帝的积极性，具有支持工农运动的可能性。在中国，列宁从孙中山身上看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影子，所以俄共（布）一面派人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一面派人联络孙中山。1924年1月，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的运动迅猛发展，而人才匮乏已影响到革命进程的推进。
有鉴于此，俄共（布）中央在1925年分别四次讨论才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其目的是要使学生直接学习列宁主义，学习俄共（布）政策，以便能直接有效地贯彻俄共（布）的意图，从而改变过去那种经过其驻华代表传授加工了的马列主义的做法。
在讨论组建中山大学之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讨论过在中国本土为冯玉祥培养军政人才的问题。1925年3月13日，通过了伏龙芝（俄军事家）关于划拨经费在中国洛阳、张家口建立两所军事学校的建议。会议责成伏龙芝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两个军事教官团（每团30至40人）。同意在一年内拨出100万卢布用于建立学校和支付教官的生活费用。这样，俄共（布）在广州有给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在北方有为冯玉祥国民军培养军事人才的洛阳、张家口军事学校；在苏联本土有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从而构筑了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整体框架。
考虑到当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广州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时贯彻了俄共（布）中央的意图，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招收了许多国民党子弟。而大部分学生为早期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是首批赴该校学习的。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名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也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联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支柱力量。
朱瑞记得，为加强在中山大学学生的管理，1925年10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还从上海给中共莫斯科区委发出一封信，信中嘱咐了中共党组织选派首批学生赴莫斯科学习的政治要求和组织形式：
“中共莫斯科区委：
    派去24名中国共产党党员，67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共计103人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应加入区委。这些同志将在中山大学学习，同你们编在一个区委。中山大学要成立支部。我们指定下列同志为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俞秀松、张琴秋、朱务善、刘铭勋、陶淮、董亦湘、李沛泽、郑子瑜共计八人。你们还要指定两人，所以共计十人，他们将领导学生工作。”
与朱瑞同班的还有蒋经国，他从上海出发，比朱瑞早两个月到达。蒋经国当时是个只有15岁的热血青年。1925年，蒋经国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蒋经国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坚决地站在反帝一边，参加了反英、反日的游行大示威。事后，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而将其开除。6月间，其父蒋介石又介绍他去北京“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局关押了两个星期。后来，他受“五四”以来革命思潮的影响，产生了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迫切要求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和第一批22名同学从广州搭一艘苏联轮船赴苏留学去了。
就在蒋经国到达中山大学之后一个多月，邓小平也从千里之外的法国巴黎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学校，邓小平任党团小组长。到中山大学不久就加入共青团的蒋经国和朱瑞就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中共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它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驻地和苏联顾问的办事处，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共产党员40多人。“中山舰事件”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大学生的无比愤恨。学生们对蒋介石口诛笔伐，蒋经国也成为众矢之的。他感到很委屈，就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和朱瑞等同学严肃地认识这件事情，指出：“一、广州‘三·二○’事件，说明你父亲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是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同学们对你的谴责和声讨是理所当然的；二、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由于你父亲的缘故，有这个家庭背景，同学们对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三、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每个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相信组织的，组织上也就认真地告诉你，要和你父亲的错误划清界线，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作一个满意的回答。”邓小平等兄长的这些观点，使蒋经国感到，同学们不但原则性很强，并且很有人情味。朱瑞记得，这件事情后，蒋经国非常尊重邓小平。
还有一事，朱瑞记得比较清楚，就是1926年夏，胡适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途径苏联，曾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与当时在那里的左派中国学生进行了长谈，校长拉狄克主持了这次活动。朱瑞印象是：胡适此次造访搞得双方都不大愉快。
到了学校，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1917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这时朱瑞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
1927年，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5月13日也到了中山大学，接见了中国学生，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举动十分愤慨，他痛斥了蒋，谈了武汉政府和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发来了致中共的电报。
朱瑞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经常光顾的是莫斯科大剧院。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是一座淡黄色的古希腊风格的建筑，正门山花是古希腊神化人物的浮雕。上方是阿波罗神驾驭的4驾青铜马车。八根古希腊爱奥尼亚式圆柱，每根高15米，巨大的柱廊式正门雄伟壮丽。剧院从1775年建成多灾多难，但最终仍旧成为了世界最著名的剧院之一。此时（20世纪初叶）俄罗斯的声乐艺术和芭蕾舞在为俄罗斯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声誉。
大剧院右侧是小剧院maly teatr，左侧是著名的中央百货商店。周围还有轻歌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剧院和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儿童中央剧院，大剧院边上大楼停放着列宁遗体供大家瞻仰（1932年建造地铁后为地铁站大楼），大都是18——19世纪欧洲建筑风格。而广场对面是马克思的塑像，朱瑞等同学会去那里照相。
十月革命后，莫斯科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惊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1926年为201.9万人。
    朱瑞还瞻仰了列宁陵墓。陵墓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上靠克里姆林宫墙的中部。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即建成木制陵墓。朱瑞回国后，到了1930年，木制陵墓改建为石墓，外部体积5800立方米，内部容积2400立方米。由深红的花岗岩和乌黑的长条石构成。列宁遗体安放在水晶棺内，陵墓上有检阅台，两侧有观礼台。
朱瑞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中国的政治舞台正是风云变幻之时，先是北伐军势如破竹，继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张作霖也在北方屠杀李大钊。汪精卫摆出了“十分革命”的嘴脸，在武汉大骂蒋介石，接着宁汉分裂，“马日事变”，中共召开“五大”会议，汪精卫、冯玉祥郑州会谈，冯玉祥投蒋，武汉挥师东征讨蒋，血雨腥风，笼罩着武汉上空。而中共内部对时局的看法也各持己见，四分五裂。秋收起义，北伐战争，五卅运动……
朱瑞密切关注国内的局势，并将报国热情化为刻苦学习的强大动力。
1927年秋季，朱瑞考取了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随后，以学习优异被提为班长、副排长，主持中国连的行政管理工作。1928年六七月间，经联共党员米夫（中大校长）等六人介绍，朱瑞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七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的学习，到1929年七月炮校毕业，朱瑞时年24岁。
在白色恐怖中

朱瑞在莫斯科完成4年学业毕业后，正值中共中央要从苏联派几位得力的中国同志到东北，组织东北军委和游击战工作。他因出色的成绩和组织能力，是被第一个确定回国的。1929年9月18日，朱瑞途经德、意、新加坡、香港，于1930年1月回到上海。
1930年，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阀战争，战线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万，历时7个月。这场军阀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势力，为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而深不可测的上海却还是阴云密布，朱瑞在这十里洋场竟不知所措，他在一派神秘和陌生中久久找不到组织，只有不断地行走在变幻着的多彩的霓虹灯下，穿梭在耸峙拥挤的高楼大厦间。他寻找着，痛苦着。
几个月间，朱瑞遇到了不少同学旧友，却发现许多原来的积极分子已在残酷的斗争中消沉、脱离甚至叛变，包括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介绍人。有人劝朱瑞说，凭你的才干改行经商不愁不发达，并愿意出资拉他入伙。朱瑞不为所动，仍终日上街找党。  
3月下旬的一天，朱瑞在大街上幸遇邓颖超——其实，这段迷茫的日子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考验他。邓颖超的出现意味着朱瑞的考验合格。朱瑞请邓颖超帮他找党组织，于是不久，他即被分到中央军委参谋科担任参谋。
在今天繁华的大上海，谁也不会留意老租界上愚园路上有一幢两层的小楼。在30年代，这儿曾是中共中央军委办公机关的一部分，也是现代中国最早的一座翻译所。1930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左权、朱瑞等陆续从不同地点秘密回国，到达上海。30年代初的上海，仍然是冒险家的乐园、白色恐怖下的世界。当时，我党的领导机关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下活动状态。一些同志因工作需要，被派往中央苏区。当时，苏区的斗争正处于极艰苦的时期，但苏区又是革命胜利的希望所在，所以，刘伯承、朱瑞等同志非常渴望尽快奔赴苏区，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战斗。然而，党却交给他们另一项重要任务——译书。此间，中共中央军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集中力量组织从苏联归国的同志，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武装斗争准备教材。周恩来告诉他们，译书同样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军事著作，以及体现上述思想的军事论著翻译过来，奉献给党内负责武装斗争的同志，以指导当前的革命斗争，是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作。刘伯承担任军委编译科长，聚集在这个地下翻译所周围的，是一支翻译水平较高，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其成员大多由苏联学习回来，有一定军事专业知识和较深厚的俄文基础。如傅钟，早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专攻军队政治工作，对政治工作颇有研究。朱瑞于1927年夏天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后又转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是该校中国连的高材生。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翻译所先后四次搬迁住处。然而，就是这样也经常遭到敌人的盯梢，地下译员随时都有被反动派抓捕的危险。有一次，刘伯承按规定时间，往约定地点去接译稿。突然，他发现联系人被人盯梢，回避已经来不及了。他十分镇静地走上前，接过译稿，迅速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假封面，并以暗号告知对方：后面有“尾巴”。然后，他从容地走了一段路，满不在乎地倚在电线杆旁，翻看起译稿来。那条“尾巴”走过来瞟了一眼，见封面是一本“色情小说”，觉得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径直往他处寻觅去了。
在上海短短的几个月中，刘伯承等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还校译了部分有关军事技术、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译稿。
周恩来对他们的工作十分赞赏，当时，江西前线不断传来我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
1930年10月，由于工作需要，朱瑞到武汉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任秘书长。当时，武汉地下党组织“破坏屡屡，牺牲接踵”，朱瑞却以“我是扛着棺材去的”精神，自愿前往，几次遇险才奉命撤出。
长江局是8月1日刚成立的。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省。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州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着，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前委、各军委、师委等今后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 此时的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去长江局任军委书记，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等。
不久武汉局势恶化，关向应同志通知朱瑞暂时撤回上海，接着，朱瑞在上海从事兵运工作，举办训练班，先后派出了70个同志和进步士兵到国民党各军和兵工厂开展工作。
由于朱瑞等人的出色工作，1931年，震惊各界的宁都暴动发生了，这次暴动是朱瑞搞兵运工作产生的直接效果。暴动成功后，朱瑞由红三军政委调任这支由一万七千人组成的红五军团政委。
这一年的夏天，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通过当时做兵运工作的中央军委参谋朱瑞，在上海与中央军委取得联系，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官兵1.7万余人全部开赴苏区参加了红军，使当时的红一方面军由4万余人猛然增加到6万人。
多年以后，当年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共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组织委员袁血卒同志这样回忆道：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系冯玉祥先生的西北军。西北军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失败，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二十六路军。
　　蒋介石于1931年2月将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剿共”，袁血卒在江西宜黄与隐蔽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刘振亚接上了组织关系。袁老说：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有周恩来、聂荣臻、朱瑞、李富春等同志。中央军委派遣我等随中央特派员王超前往江西，开展争取二十六路军转向革命的工作。
　　途中，他们在浦口遇到刘振亚，刘振亚介绍了二十六路军的近况和参谋长赵博生等军官的思想动向。到江西后，刘振亚回七十三旅，袁血卒分到七十九旅二团团部，王超以差遣名义驻二十六路军指挥部。不久，他们与二十六路军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等接上党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号召。二十六路军官兵强烈要求“回北方，打日本！”蒋介石却强迫他们留在江西打红军。内战外患使官兵们反蒋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袁血卒等地下党员积极开展活动，广交朋友，扩大组织，发展了20余名党员，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就是其中之一。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批准在二十六路军成立中国共产党秘密支部，刘振亚任书记，袁血卒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为发动和领导宁都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正当特别支部抓紧工作，起义条件日趋成熟时，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突然于12月5日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二十六路军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袁血卒当时的名字）、王铭五3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这突然变故是王超引起的，他把署有特别支部委员姓名的两份决议带到南昌，误交给了已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党联络站。
　　蒋介石行营的密电被罗亚平截获，刘振亚、袁血卒紧急商量对策，决定立即组织起义，袁老追忆说：“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那十万火急的电报，竟成了二十六路军提早起义的导火线。”
　　赵博生先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董振堂当即表态：“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听你的！”他俩又一同找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季振同亦明确表态：“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同时，刘振亚派袁血卒到苏区联络红军，联络暗语是：“朱瑞叫我来的。”袁血卒默诵着联络暗语走了一夜，进入苏区。找到县委书记霍步青。霍步青一听是“朱瑞叫我来的”，便立即派通讯员把袁血卒送到了红都瑞金。
　　在叶坪村，袁血卒先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向他详细汇报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准备工作。朱德笑着说：“你们想领导他们当红军，那太好了！你们的策反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我们中革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准备起义的。这是件大事，还要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
　　第二天，袁血卒在中革军委会议室做了汇报。到会的有朱德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叶剑英，以及左权和刘伯坚等同志。经过讨论由叶剑英归纳为应付各种局面的七条指示，袁血卒一字一句牢记在脑子里。
　　第三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接见了袁血卒，他听过汇报后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起义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全部起义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万一不能全部起义，局部起义也是好的。”
　　袁血卒返回宁都，向刘振亚详细汇报了情况，又与赵博生商讨了中革军委的决策和指示。当谈到要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互推领导人时，赵博生以大局为重，主动提出推举季振同。但季振同却嫌编为红十六军的番号太小，要求重新考虑。为此，特别支部派袁血卒二次去苏区。中革军委研究后认为：满足季振同的要求对革命有利。于是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一天，起义后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叶剑英郑重地将毛泽东和朱德签署的委任状交给袁血卒。
　　袁血卒二次返回宁都，特别支部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对起义方案做了最后的部署。12月13日夜，袁血卒受刘振亚委派，在七十三旅旅部主持召开了起义前的行动会议，袁血卒传达了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批示。赵博生说明了全部起义的条件，会议很快决定了起义的具体行动步骤。这时季振同也行动起来，在他的住处召开会议，动员部下北上抗日。
　　12月14日黄昏，赵博生在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席间宣布起义参加红军，北上抗日。随着赵博生的一声令下，地下党员孙步霞鸣枪三响，发出了起义开始的信号。
　　刹时间，宁都沸腾了，枪声、呐喊声、奔跑声汇成一部雄壮的交响乐章。至15日黎明，起义获得了成功，起义部队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率领下开赴中央苏区，不久便改编成红五军团，参加了反“围剿”的战斗。
宁都起义的成功，朱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随后，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西北军吉鸿昌军长，也与中央军委和朱瑞联系上了；另外，朱瑞还与傅作义部重要将领邓宝珊常有接触，中央军委还争取了程潜部下的李明灏先生，李明灏向朱瑞等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军事情报。
兵运工作锻炼了朱瑞的策反和协调统筹能力，提高了他对付复杂局势的应变能力，他的工作受到了毛泽东、中央和军委的高度赞赏。直至担任炮兵司令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消减朱瑞肩上做统战工作的担子。
由于二十六路军的加入，到1931年底，全国红军已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多万人。
从江西到陕北

1932年1月8日，朱瑞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二科交通，三科侦察），半月后转五军团干部训练班一个队的政委，不久又调红军学校任第一期政治教员，三军政治委员，12月，27岁的朱瑞任红五军团政委，当选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在红军学校任教时，朱瑞对学员要求很严，他负责讲军事课，处处以身作则做榜样。教军事课的还有伍修权等。红军学校经常请一些领导人来校作报告，邓颖超就给大家讲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课。政治连住在一家祠堂里，尽管很拥挤，粟裕还让腾出一间洁净明亮的房子，布置成为“列宁室”，墙上贴着标语、地图，桌上放有书报，训练之余大家都爱到这里来看书学习，开展娱乐活动，唱歌做游戏，辅导文化低的学员学文化。
1933年3月，蒋介石调五十万兵力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



井冈山

为此，蒋介石于1932年5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同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以后，即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根据地。12月，何应钦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中路军为“进剿”军，由蒋介石嫡系部队十二个师组成，陈诚为总指挥，担任第四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左路军为“清剿”军，由驻福建的第19路军第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担任就地“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右路军亦为“清剿”军，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余汉谋为总指挥，其任务和左路军相同。此外，还有五个师另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预备队和守备任务。
红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
2月上旬，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
2月12日晚，朱瑞率领的红5军团和红3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守敌第8师六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德于13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2月22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1纵队与第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1纵队之第52、第59师。2月26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27日上午至28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3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1及第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我主力与其决战。红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3月20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21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歼灭。22日，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这一年的8月，29岁的朱瑞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而红一军团是长征的“开路先锋”。
1934年10月16日，红军长征的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因此，10月16日就成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个纪念日。                  　　红四团前身为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曾参加过彪炳史册的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第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党总支书记林子钦。
从奔袭道县，到血战湘江；从强渡乌江，到攻占娄山关；从飞夺泸定桥，到过雪山草地，再到突破腊子口，英勇的红四团创造了一个个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迹。
多年以后，红军老战士清楚地记得，政治部主任朱瑞在长征过雪山草地前，他动员大家每人筹集七天粮食，在人少地贫的藏区根本无法办到。走入水草地后的七天行军中，粮食根本不够吃，他便亲自带头采蘑菇、野菜，吃饭时端着碗一面吃一面鼓动大家说：“蘑菇营养价值很高，吃了有劲，好走出草地。”有的人饿得走不动，他又不断大声喊：“再加把劲吧！听说前面就有粮食了！”事后证明，对许多饥肠辘辘眼看要倒地的同志，这种类似“画饼充饥”的动员和动员者的模范作用，倒真是激起了他们最后的一点潜在体能，最终走出了倒地便等于死亡的草地。
1935年底到达陕北，朱瑞率部打下直罗镇，接着东征山西，西征甘肃，与红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由一方面军调任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贺龙部）政委。



红军长征路线图

在陕甘，朱瑞亲自组织对奉命前来“剿共”的东北军进行宣传。夜深人静时，他悄悄爬到阵地前喊话宣传：“日本鬼子在哪里？在东北，在你们老家。你们要打回东北去，千万不要给蒋介石卖命……”他那动人心扉的讲话，据说比古代的“四面楚歌”还厉害，引来东北军官兵一片“坚决不打红军”和“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后来国民党中央催得再紧，东北军也只是朝天开枪来敷衍。
白凤翔是张学良东北军的师长。1934年，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他开往河南省息县，改为骑六师，任师长。1935年，张学良任西北军总司令，他部开往陕西乾县，改编为骑兵军106师，仍任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以堂兄刘多荃为掩护在东北军中活动，白凤翔在与刘接触中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他派师部汪参谋长与红军代表朱瑞在固原县杨郎镇密签局部停战协议：
（1）不受命进攻红军；（2）万一须敷衍，则不打枪，不做杀伤射击，不前进；（3）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兵师位置，以免误会；（4）在可能与需要时，经过互相协商，可做友谊退让，但应以抗日利益为原则……”
这一文字协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十分难得。它显示出朱瑞出色的策反手腕和统战能力。
西安事变时，白凤翔奉张学良派遣，与孙铭九、刘桂五率部冲进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张学良被蒋扣押后，白凤翔被免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成热河抗日先遣军，逐步发展到万人，辖四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1939年后半年，白凤翔深入到热察边境多伦附近，给日伪军造成很大威协。
创立晋冀豫根据地

193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决定》：
为了适应目前特殊情况及各方面工作起见，书记处决定北方局负责人胡服（刘少奇）暂时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住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地党部联络，直接布置晋西南工作。朱瑞与冀〔察〕晋豫省委住晋东南，朱瑞以北方局代表名义指导同蒲路及平汉路东西两面党的工作……
同蒲线是贯穿山西省中部的南北铁路干线，自山西大同经太原、侯马至蒲州镇以南的风陵渡，全长883公里。32岁的朱瑞此时以北方局军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身份，代表北方局、代表延安，与稍后开赴的刘伯承、邓小平129师共同建立了晋东南、豫北及冀西南革命根据地——简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
太行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被誉为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第一块基石”。太行山哺育了中国革命，太行精神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太行苍翠插秋雯，迭岭重关自昔闻”。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的太行山海拔1500米以上，其山纵贯南北，峭壁如林，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游击战争的天然战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日军以20万兵力沿平汉、津浦、正太、平绥各铁路线大举进犯。11月，山西省会太原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地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
朱瑞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全面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从此，高山连绵的太行山区出现了包括牺盟会、决死队等一支支人民群众自己的武装组织，他们与随后开赴而来的129师八路军主力同甘共苦、浴血奋战。
1937年11月13、14两日，也就是八路军在太行山刚刚站落脚跟之时，即在和顺县石拐村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决定全师化整为零，同时在辽县西河头村开办以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的游击训练班。朱瑞、彭真等北方局驻晋冀豫区代表，先后建立了中共冀晋边特委、冀豫边特委、晋东南特委、晋豫特委和太岳特委，到1938年6月，晋冀豫地区党员即由当年2月的千余人发展到1万人，大大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奠定了创建根据地的组织基础。
根据地的创建遭到日军的疯狂围攻。1938年2月，日军向豫北、晋南、晋西发动了新的进攻。一时间，豫北各县县城及山西重镇临汾、运城、风陵渡、晋城、东阳关、长治等相继失陷，潼关、西安及陕甘宁边区受到直接威胁，而国民党军队和山西的阎锡山部队大多望风披靡，不战而退。为了打击敌人的疯狂进攻，朱瑞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代表北方局全力发动地方游击队和广大群众与适当集中的129师紧密配合，先后发动三次伏击战。三次伏击战的胜利对开辟根据地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战三捷的伏击战，打出了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的勇气雄风，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更大恐慌。1938年4月，日军纠集三万之众分九路对根据地进行围攻，妄图把八路军主力消灭在晋东南东北部地区。朱瑞根据上级指示，发动根据地军民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在集中八路军主力的基础上，朱德、彭德怀又决定动员第二战区有关部队协同作战。4月16日，八路军主力部队机智地转出敌人合击圈后，在武乡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以勇猛的动作将日军数千人逼压在狭窄的河谷地带，经一整天的战斗，歼敌20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其他各路敌军闻风回窜。这就是著名的“长乐急袭战”。在半个月的反围攻战斗中，以八路军129师为主力的根据地军民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武乡、安泽、沁源、沁县、壶关、屯留等晋东南地区18座县城，奠定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胜利，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胜利信心。1938年5月，129师主力和115师部分部队即乘胜向冀南进发，年底东进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结合部的冀鲁豫地区。“从1937年冬到1940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鲁豫几块根据地迅速地创建和发展起来。东至津浦路，西到同蒲路，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至此，太行根据地成为全国范围内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既有刘、邓129师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功勋，更流传着朱瑞领导的反铁壁合围大战的诸多传奇故事。



太行山大峡谷

广泛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此时朱瑞的重要工作。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当时朱瑞还没有进驻太行山一带，北方局有两大任务，一是推动阎锡山抗日，二是发动群众，朱瑞当时是北方局的统战部长，任务相当艰巨，他在周恩来、刘少奇等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例如，运用阎锡山的口号，像“守土抗战”、“合理负担”、“有钱出钱”等，一推二拉，宣传抗日，成效显著。
一直搞兵运工作的朱瑞同志是对敌策反的高手。此间，朱瑞受毛泽东指示，多次联络动员冯玉祥旧部高树勋反对“剿共”，一致抗日。高树勋于是在1940年11月寻机扣留并处决了投靠日军的汉奸石友三，还多次呼应八路军，并顽强抗日。抗战胜利后，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树勋终于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于1945年10月30日在河北马头镇宣布起义，走到了刘、邓大军的队伍中，被中央任命为新成立的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投入到了解放战争中。解放后，高树勋任河北省副省长。
高树勋的妻子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树勋同志受宋哲元之命在保定成立河北省保安处，担任副处长。处长是张允荣，不久调走，就由树勋同志担任训练民团的工作。这期间毛主席曾派朱瑞同志来作统战工作，与树勋谈得很融洽，朱瑞还把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送给他。当时，彭德怀与边章武两同志也来过保定。树勋从而学到了组织群众
，打游击战的军事知识，并由共产党员唐哲民和保安处的上校参谋陈明韶协助拟定了组织民兵的规划，组织与训练地方民兵。”
“1938年1月，日寇从小滩、龙王庙以北过河打冠县(山东西部)、南乐，树勋率军抵抗了两天，接宋哲元命令撤至道口(今河南滑县)，又将石友三的一个团拨给树勋指挥，并接管道口的国防工事。在道口经朱瑞同志联系由八路军派来了唐天际、钟辉两同志，将排、连、营三级军官分期轮训。这些行动是瞒着宋哲元的。这时，宋哲元任命树勋为新六师师长，石友三为六十九军军长兼一八一师师长。”
高树勋在抗战后的起义，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作了突出报导，对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于1945年12月15日发出指示，对国民党军队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许多不满蒋帮统治的国民党军官纷纷效法高树勋，走起义道路，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瓦解敌人、促进全国解放的作用。
1938年10月27日，毛泽东与王稼祥、刘少奇等致电朱瑞、徐向前、宋任穷等：对鹿钟麟应注意下列几点：坚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能取消；极力向鹿钟麟说明，目前局势严重，只有各方巩固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困难局面，否则于抗战不利，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与冀南军区，应与鹿钟麟建立密切关系，向其征求意见，并表示凡有利于抗战的工作，我方莫不努力完成。
鹿钟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此时为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1938年9月15日，鹿钟麟进入河北南宫，此行负有“收复失地”的使命。朱瑞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与河北省府合作的指示精神，指示在南宫的各阶层人士、群众组织和部队，组成欢迎队伍，迎接鹿主席的到来。鹿钟麟在城外数里，就看见道路两旁站满了人，有数千之众，对这热烈的场面，他感到很满意。接连几天，南宫的气氛都是热烈的。行政主任公署和南宫县政府召开了各方代表欢迎鹿钟麟座谈会。朱瑞、徐向前、杨秀林、宋任穷、陈再道等几位领导，也都去鹿钟麟的驻地，向他介绍冀南的情况。大家都抱着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双方会谈中，朱瑞提出请鹿钟麟以省府主席名义，对已经选出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和各县县长正式加以委任，让人民群众更加增强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坚持抗战的信心。鹿钟麟说：“我新来乍到，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还要多靠你们，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话讲得很好，但对“委任”这样的实质性问题未明确表示可否。对于鹿钟麟的这种态度，朱瑞和徐向前分析，他可能有难处，蒋介石交给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眼线”，身不由己。让他慢慢来吧。
朱瑞建立的各级抗日政权相继树立在民众面前后，各界人士都在注视这些新政权，看它是真抗日的还是假抗日的，是为民的还是为官的。结果大家看到，新政权的政绩是：向富户筹粮筹款，救济贫民；组织秋收运动，把收获的权利给农民；实行二五减租，减轻民众负担；发布对付日寇进攻办法，如自卫和避难办法、空舍清野办法、防匪防特办法等。最使人信服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不贪污受贿，不敲诈勒索，公正廉洁。这成了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保卫政权的民众武装也有相当的发展。除游击队外，还有各村的自卫队，以政权为中心的各类民众团体也已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
朱瑞、徐向前建立起来的这一切却使鹿钟麟深感不安。到冀南一个月时，他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部长陈立夫的一份电报中说：本部抵冀后，各县民运，共产党早着先鞭，其组织系统：县、区、村各设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内分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人民武装、锄奸六部……本部外察实情，内凛职责，深知另组民众团体，难免发生磨擦，令共党将领导权完全交出，绝非共党所愿。今后对民运工作之领导与组织，应持何种态度，采何种方式，亟盼详为指示，以资遵循。
陈立夫的回电是：融合军事政治积极进行，绝不可稍事退让，其组织方式亦只可因地制宜，分区督导，统一指挥，似不必拘定于形式。有了陈立夫的电示，鹿钟麟更加坐不住了。他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也拉了过去，同八路军搞磨擦。9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团驻姚屯的1个连进攻，杀害战士13人，抢去步枪17支，后又指使“白极会”，包围枣强县城，声言要“撤换县长驱走八路”。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10月底，鹿钟麟以南官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对他不尊重为理由，提出撤换赵鼎新的县长职务。同时，另外委任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致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的混乱局面。11月中旬，日寇对冀南施行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惶逃往枣强，杨秀林的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活动。“扫荡”被粉碎后，日军放弃南宫。鹿钟麟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
朱瑞和徐向前回击的方法也颇巧妙，他们当即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以“保护”鹿主席的名义，保卫行政主任公署，如果反共武装前来挑衅，就以危及鹿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予以反击。鹿钟麟对此也无可奈何。
朱瑞对鹿钟麟有利于抗日的言行给予支持，对其取消抗日政权等削弱共产党的做法坚决反对，对其挑起的武装磨擦坚决回击。他的具体对策是：动员群众造成反对解散救亡团体、收编八路军枪枝和取消主任公署的运动；加紧战事动员，各地开庆祝会，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各专员、县长坚决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向省府请愿，等等。经过冀南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鹿钟麟排挤八路军、取消抗日民主政权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朱瑞创建晋冀豫根据地，举旗析城的事迹最令人难忘。
许多老同志回忆：1938年初，在晋东南地区长治、晋城及豫北地区新乡、焦作诸城镇相继沦陷的危急形势下，为在晋豫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组织部长朱瑞代表北方局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在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率部抵达阳城，在析城山脚的下坪寺举旗兴兵，创建了晋豫边区党的特委机关的和边区抗日武装，打出了抗日旗帜，创建了晋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打响了军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枪声，使析城山区红旗漫卷，层林尽染。由此，抗日烽火燃遍获泽大地，燎原晋豫边区。山前山后、山上山下遍留我党、政、军机关及其领导人闪耀着革命光点的历史足迹。
此间，朱瑞还创立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为抗日前线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建国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任上离休的马宁，即是朱瑞悉心教诲和培育的。马宁是河南沁阳市紫陵镇长沟村人，12岁由哥哥马纪民（中共地下党员）带到紫陵镇高小读书，在该校学习两年，受其兄和进步教师的影响， 1935年1月，由教师周瑞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他积极参加读书会、送传单、贴标语等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宁经地下党介绍，随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由豫北师管区学生队到山西晋城华北干部养成所学习。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表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贞不渝，他改名马宁。同年5月，参加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任政治干事。3个月后，任晋冀豫边区纵队政治部民运科长。1940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十一旅司令部作战参谋，并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起，先后任太行军区第一和第七军分区司令部作战训练股股长，第四军分区作战教育股股长。参加了太行区1942年反“扫荡”……1973年，马宁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1984年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勋章。
朱瑞在晋冀豫根据地特别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培植抗日力量。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学家、教育家、中科院学部委员赵纪彬就是一例。1937年9、10月间，被反动当局通缉的进步学者、共产党员赵赵纪彬回到河北大名县，因学校被日机轰炸，遂与晁哲甫、刘大风等人在清丰县成立冀南民众抗日救国会，赵负责政治工作。他根据党的《十大救国纲领》写成《冀南民众抗日救国会工作纲领》，印发冀南各县，并请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审阅批准。11月间，赵与晁哲甫从清丰去新乡，向朱瑞汇报工作，朱与赵做了长谈，觉得赵有许多想法值得推广，于是朱瑞让赵持他的亲笔信，去延安“见见毛先生”。
赵纪彬行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将他留下，接替邓颖超恢复整顿“文总”工作。又经林伯渠推荐，到国统区作文化工作。1938年初，赵纪彬接朱瑞自晋城来信，叫他去“华干”教“民众组训”课程……
在干校，朱瑞还亲自授课，因此，杨尚昆在《回忆少奇》一文说，“朱瑞在新乡有很多学生”。
创建“太行山文化”，利用革命文艺和文化的形式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是朱瑞在晋冀豫根据地做出的效果卓著、影响深远的活动。
“太行山剧团”老团员赵贵保在《难忘的太行山剧团》中回忆道：
1938年初，由八路军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军事部长朱瑞创办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班（简称“华干”），从晋城迁到陵川崇安寺。“华干”中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多才多艺的热血青年，他们和“陵川游击支队”组织了“联合抗日流动剧团”（太行山剧团的前身），高琳、鲁林为穷人免费办起了“民族革命高小”。这个时候，我进入了该校。
那时，日本鬼子的铁蹄肆意蹂躏着中华大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学校挑选了十多名聪明伶俐的学生，成立了“陵川儿童抗日宣传队”，我加入其中。我们一面读书，一面到街头、乡村用唱歌、舞蹈等形式作抗日救亡宣传。4月下旬，“联合抗日流动剧团”和“民族革命高小”小宣传队接朱瑞通知到晋城。于是，高琳、鲁林带领陵川籍小学生苏云、崔家俊、张尚忍、马松珍、武艾巍和我等9人，边行，边沿途进行演出宣传，月底到了晋城。在晋城，我们进行了演出。朱瑞同志观看后，给了小宣传队员们极高的评价。5月7日，朱瑞在崇实中学将“联合抗日流动剧团”和“陵川儿童抗日宣传队”合并，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晋冀豫边区太行山剧团”（简称太行山剧团），团员25人，赵洛芳（共产党员）为团长，洪荒（阮章兢）为艺术指导员。大家穿上了军装，戴上“八路”臂章，打起了“太行山剧团”的大旗。那时，我为太行山剧团的成立高兴得直流泪，为自己成为我党我军一名文艺战士而自豪！
太行山剧团成立后北上长治，驻紫坊村，不久，朱瑞同志和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来团宣布，今后太行山剧团归晋冀豫区党委直接领导。以后，我多次参加了剧团纪念、慰问、迎宾表演和晋东南、冀西二千五百里流动演出，学习训练以及辽县（今左权县）文艺下乡等大行动，历时两年。
两年，是太行山剧团迅速发展壮大的两年，是我在革命洪炉中初受锤炼的两年……剧团每到一村，我们就抢着搂草扫屋打地铺，作演出准备，给老乡扫院、扫街，空闲时间，还帮群众推碾子。大爷大娘们夸我：“真是个好娃子！”我说：“我们团的人都是这样的。”这种优良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群众给了剧团很大的支持。
太行山剧团是党的宣传队，团员经常学习《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理论文章，提高思想觉悟，把党的方针政策贯穿到创作和演出中去。那时，我虽不大懂得革命理论，但通过学习，深知共产党、八路军是民族解放的大救星。这种政治教育处处存在，记得一次行军中，朱瑞同志边行，边给我们讲他参加长征时的革命故事，还诙谐地对我们小同志说：“你们要唱好歌，演好戏，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等将来赶走小日本，我给你们每人‘发’个老婆，过一个好日子！”他风趣的语言，坚定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念。
在艺术上，领导对演员们要求非常严格。那时，剧团演的是新戏，唱革命歌曲，歌表演，舞蹈，演歌剧、活报剧、话剧等……
有了严格的训练，剧团每次演出都十分成功。我们小演员主要是唱歌、跳舞。正本演出前，唱鼓舞战士和人民的《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跳欢快的《儿童舞》、《叮铃舞》、《劳动舞》……
1939年夏天一天晚上，我团在武乡砖壁村为八路军总部演出，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朱瑞书记等许多首长都观看了我们的表演。以后，太行山剧团参加了“百团大战”、生产自救、反“扫荡”等斗争和太行山广阔根据地的演出。
太行山剧团只是朱瑞倡导的太行抗战文化的其中一种形式，除此，太行抗战文化还有许多新颖活泼高雅而有份量的内容——
1937年，随着八路军来到太行山，抗战文化随即在这里兴起。先是“七七”事变前在太原从事救亡文艺运动的高沐鸿、王玉堂回到太行农村，办起了文艺期刊《文化哨》，接着又出现张盘石主编的《抗战生活》、蒋弼主编的《华北文艺》、王博习主编的《文化动员》、李伯钊主编的《鲁艺校刊》、张秀中主编的《华北文化》以及《黄河日报》副刊《山地》，《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新地》等等。中共北方局军事部长朱瑞，1938年3月下旬在晋城组织起“太行山剧团”，成员有赵洛方、赵迪之、阮章竞、赵子岳等人，他们编演现代戏，积极宣传抗日。
太行根据地农村的冬学、业余剧团、板话艺人等也源源不断涌向社会，根据地的小说、散文、诗歌、曲艺、音乐、美术及各种民间文艺等亦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一个宣传抗战，演唱抗战的群众新文化运动很快形成。卞之琳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吴伯箫的《马上的思想》、《沁州》，刘白羽、王余杞的《八路军七将领》，宋之的的《长子风景线》，以群的《山村一夜》、《渡漳河》等散文、报告文学；蒋弼的《我要做公民》，王南的《扒手》，赵树理的《喜子》等小说；阮章竞、冈夫等人的诗歌；李伯钊、张柏园等人的剧作，给太行山区群众文化生活送来了新内容。抗战烽火在太行山熊熊燃烧起来了。
太行山剧团自编了《保卫抗日根据地》、《农救秘书》、《紫坊村》、《未成熟的庄稼》等剧目，剧团自1938年10月到年底，由山西屯留县东古村出发，经襄垣、辽县到河北的刑台、内丘、临城、赞皇、元氏、上十八盘，又经昔阳、和顺、榆社、武乡、黎城、潞城等地返回。一路行程2500里,沿途不仅在各个县城、村镇演出，还到八路军的驻地及医院等为官兵和伤员们演出。
　1942年1月，中共太行区党委和129师政治部，在涉县赤岸村召开了太行文化人座谈会，赵树理等作家在会议上大力提倡文学大众化、通俗化。太行根据地的抗战文化更为迅速发展。此期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蜚声根据地内外，而许许多多业余剧团也编演出大量的现代剧作在各处上演。
太行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他们以自己在对敌斗争中的切身经验作素材，编演作品，情感自然真实，非常吸引读者观众。团里的每个演职员都是八路军战士，他们一边参加战斗一边从事演出。剧团同部队在一起抗击敌人，战斗中剧团多人牺牲。这个剧团编演的剧目大多出自演员自己的亲身战斗经历，所以演来感人至深。常常在演出时令观众落泪继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朱瑞倡导的太行抗战文化经八年抗日战争，不仅使太行文化获得飞速发展，也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张盘石、陈荒煤、刘白羽、赵树理、王春、阮章竞、苗培时、李伯钊、赵洛方、赵子岳、高介云、李庄、华山、徐懋庸等一大批人，在新中国建立后纷纷走向北京、天津、南京、广州、武汉等地，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上的骨干。
战斗在齐鲁大地

1939年6月，朱瑞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7日与司令员徐向前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告别他亲手开创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向齐鲁大地进发。
6月初的冀南平原上，弥漫着麦香味和战争的硝烟味。朱瑞从山西来，带着100多名从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选调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其中包括红军时期的著名
战将王建安、罗舜初、谢有发等骨干力量，与徐向前在馆陶会合。徐带着一支警卫小分队、一匹马、一辆自行车。随同朱瑞来的同志虽然都很年轻，但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洗礼，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听说跟朱瑞、徐向前去山东，个个都兴高采烈。他们走梁山、勒口、泗皋、在泰安以南经过津浦路，经西石莱、东石莱、白马关，于6月29日进入沂蒙山区的岱庄。
    朱瑞来到山东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由于武汉和太原失守后，日军的战线被拉长，它已经没有发动全面战略性进攻的有生力量，因此被迫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但是，它随之将参加武汉会战的重兵大部回调，集结多路部队“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实现其“确保占领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姿态，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它还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攻势。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顽固派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日趋公开化。
    在山东，蒋介石派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山东省府主席，率十余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与八路军抗衡。沈鸿烈公然提出“统一划分防线”、“统一行政、军不干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的所谓政令，限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只能在泰安、徂徕山以南、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妄图将八路军驱入敌伪兵力集中的滕县、宁阳、泗水一线，达到削弱和消灭八路军的罪恶目的。国民党军政干部也直接令山东纵队调往北宁路作战，限制八路军向南发展，以防同新四军联成一片。
面对严峻的形势，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急需加强集中统一领导。1939年夏，齐鲁大地已有三支主力武装部队，总兵力达七万人。一是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为八路军的山东纵队，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辖八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及胶东地区，兵力4万余人；二是由第115师第343旅，第129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创了冀鲁边平原根据地，控制了15个县的地域，兵力2万多人；三是第115师师部及第685团。由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与地方武装合编后为苏鲁豫抗日支队，兵力8000人左右。
朱瑞清楚地理解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他和徐向前到山东，担子是重的，斗争将是极为复杂的。
岱庄是在孟良崮西南的一个小庄。退可上山，出可上路，是战争年代很好的指挥所。朱瑞、徐向前到这里第二天，就会见了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领导人。他们虽是初到山东，但对这里的情况并不是一无所知。一年以前，他就参与了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冀南的南宫，朱瑞曾邀见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保安司令、鲁西北的著名爱国人士范筑先，同他建立联合战线，把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联成一片。
    在朱瑞、徐向前等人来山东之前，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曾一度影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由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退让太多，诸如：接受国民党的要求，取消了北海行政会署及北海银行；没能像冀南那样，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逃跑时委任自己的专员、县长和区长，有的即便委托一时，后又被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一下撤换；对顽固派以至汉奸的进攻，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还击。如此这般软弱，使山东根据地与抗战曾一度受到挫折，党中央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山东纵队和115师的领导，被动局面已开始好转，徐向前和朱瑞的任职，又是一个实际动作。
一踏上齐鲁大地，朱瑞就感到八路军在此立足不稳。他在晋冀豫有自己的天下，可眼下，国民党政府不给八路军粮秣弹药，几万军队穿衣、吃饭、治伤医病都成了问题。朱瑞决心发动群众，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瑞是做统战工作的高手，不但对自己的部队了如指掌，对敌军、友军、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身世根底，思想倾向，性格习惯也摸得一清二楚。他深知，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就要对国民党的将领于学忠和沈鸿烈采取一拉一打的不同方针。
    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山东蓬莱人，清朝末年考中秀才。北洋军阀时期，他先在吴佩孚手下当官，后投奔东北军张学良麾下，当过师长、军长和临绥驻军司令。蒋介石曾多次派人暗中拉他脱离东北军，他不干。“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于学忠暗中坚决支持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对蒋关押张学良不满。于学忠虽然对蒋介石不“忠”，对共产党也不“热”，还领兵打过红军，骂过共产党。因国共合作了，使他很尴尬，不得不奉行：“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的哲学。
    八路军要在山东建立政权，首先要从上层做于学忠的工作。于是，朱瑞和徐向前登门去拜访。于学忠把他们作为贵宾接待。
    只是一谈到八路军的供给等问题，于学忠就板下脸。他说：“我的处境也不好啊！”一谈到“政权”二字，就像拨动了于学忠的神经。对此他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搞政权也可抗战呀。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哩！”朱瑞说：“我们的部队抗战得吃饭，没有自己的政权就没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
    1939年12月6日，毛泽东与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致电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江华并告陈光、罗荣桓等，对努力扩大和整训山东纵队、广泛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正规的供给制度、健全政治机关、提高党：部及党员的作用、培养和教育干部、学习吸收主力部队的经验及改造佛教会武装等工作提出了意见。
为了加强山东的集中领导力量，中共中央又任命朱瑞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的党政军全面工作。
和于学忠谈判之后，朱瑞与徐帅随即发电延安，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于学忠对我提出的一般问题经解释后，尚不坏，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但思想太旧。于学忠与沈鸿烈有矛盾。
    沈鸿烈出生湖北天门县，18岁中秀才，1906年春考入日本海军学校，为第二期学员，1927年7月张作霖委任他为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后任海军上将副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时，担任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日军在青岛登陆时，他不战而逃，跑得比韩复榘还快还远。
   作为苏鲁战区副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见人就捉，动不动就杀。他扬言：“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徐向前、朱瑞对沈鸿烈限定八路军在山东的人数，活动范围给予坚决反击。正告他：抗日需要多少游击队，我们就发展多少；抗日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总不能让日本人横行，而对抗日军队加以限制吧！
朱瑞主政山东工作4年多，正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处境艰难的时候，不但要对付敌人的“扫荡”、“蚕食”、“封锁”、“分割”，还要应付国民党军的不明大义，风波横生。朱瑞和分局同志遵照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确定了“拥护于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派”的统战政策。朱瑞亲自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使一直对张学良怀有深厚感情的于学忠部，始终与我党我军保持较好的统战关系。当蒋介石命令李仙洲部入鲁、于学忠部调离山东时，于学忠不待李仙洲接防，自动离开沂鲁山区。我部抓住时机，迅速控制山东有利山区，击败了李仙洲入鲁的企图，改变了山东三角斗争中我党我军的地位。在他的斡旋下，1942年8月份，东北军111师师长常恩多率两千多人脱离国民党，转入我根据地，壮大了抗日力量。朱瑞很善于和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交朋友。他博学多才，理论造诣深，平易近人，善于辞令，谈吐睿智风趣。他非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尊重，吸引了一批全省闻名乃至在全国享有较高社会威望的人士。他们有古文经史学者，有法律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外国语言专家。这些人都愿与朱瑞论古说今，评史言文；都愿集聚到党的周围，参加到抗日阵营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来，从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山东在抗战中人才辈出，为支援全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朱瑞等抵达山东不久就遇上日军对山东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的兵力，在华北敌酋植田大将的指挥下，采取长驱直入、分兵合击的战术，气势汹汹地扑向鲁中山区，妄图一举围歼分局和山纵首脑机关。朱瑞与徐向前决定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发动群众开展广泛性的游击战，经过一个月苦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1940年，日寇在山东周围集结了两个师团、四个独立混成旅和8万多的伪军，以军事、政治、经济等联合手段，不断向我进行疯狂“扫荡”。朱瑞、罗荣桓等党政军领导，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山区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与华中的联系，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战略指导方针，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内外相结合的打法，积极捕捉战机，不断打击消灭敌人。先后粉碎了日寇的20多次“扫荡”。
孙祖伏击战即是一例。1940年3月中旬，莒县、沂水、朱蔚、东里店、铜井等据点的日军300余人、伪军100多人，向孙祖一带扑来。孙祖是一个二三百户的大村，四面环山，村边有一条河，村北有一个山口，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大道，村西南有一座二三百米高的独山，名叫九子峰，是个制高点。
　　当时，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在孙祖南面的东高庄，《大众日报》社驻西高庄，中共山东分局党校驻铁峪，这一带是抗战时期山东省主要机关所在地。面对日军的险恶进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来犯之敌，给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3月16日拂晓，敌军在抢劫了岱庄、太平一带后，向我进逼。埋伏在荆山的山东分局党校警卫连以一个班的兵力进行阻击。早7时许，孙继先带领二支队接防九子峰阵地。大约9时，敌人的大队人马钻了过来。刚到九子峰下，埋伏在此的二支队九连战士迅速运动到山下与周围山岭上的部队一齐开火，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被迫就地组织进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侵略者尸横遍野。“战斗出其不意地打响后，鬼子死伤惨重，尸骨遍地。”经历过孙祖战斗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后，迅速收拢队伍，妄图从西南方向逃窜。这时，二支队一连从南山脚下迂回到敌后，二连迅速占领北面的小山，以堵住敌人退路。走投无路的敌人不得不再次抢夺九子峰。守卫在九子峰西面的战士沉着应战，等敌人进到离阵地只有30米时才开火。下午1时，敌人集中所有兵力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密集的炮弹不停地在我阵地上爆炸。敌人借着浓烟烈火冲上山顶，在与我军战士的肉搏战中，敌人节节败退。入夜，全歼敌人的战斗打响了。二支队战士冲向孙祖。鬼子迅速向老巢——铜井一带逃窜，遭到我警卫团和地方武装的伏击，大部被歼。17日夜，我军向孙祖发起攻击，日军开始大肆放火，烧民房20多间，将沿途抢掠的粮食、财物全部销毁后，拼命向北逃窜。与此同时，我军趁铜井敌伪据点空虚，将其付之一炬。18日晨，战斗胜利结束。
　　孙祖伏击战击毙击伤日军200余人，缴获小车50余辆，战马5匹、大盖枪20余支，钢盔、大衣、刺刀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并乘胜收复铜井等敌伪外围据点。
类似孙祖这样的战斗打了多次，诸如：1939年6月的苒山战斗；1939年7月的大郝家埋伏战，1939年8月的梁山伏击战；1939年9月的冶源战斗；1939年10月的五井战斗；1939年11月的泰山反“扫荡”战斗；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的总破袭战；1940年3月的白彦战斗；1940年4月的抱犊崮反“扫荡”战斗等等。至于零星战斗几乎天天都在进行。
徐向前在山东根据地一年后，即调回延安。朱瑞继续带领山东军民与日伪反动武装进行斗争。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仅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多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2万名，伪军2．5万余名，破坏公路1．2万公里，铁路500公里，击落敌机3架，击毁敌舰一艘、汽艇7只，击毁汽车86辆、火车头36个、列车车厢162节。这些胜利显示了山东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使日寇的“新扫荡”屡遭惨败。
在反“扫荡”的同时，朱瑞领导下的山东党政军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和阻挠，利用敌人的扫荡间隙，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民主政权，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极其地方武装，从被动争取主动，逐渐改变和扭转我党我军所处的劣势地位。1940年底，山东敌后根据地已由原来的星星点点逐渐扩大，建立起了鲁西、清河两个行政主任公署，12个专员公署，79个县政权，辖有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湖西、滨海、苏皖边区等地区，人口约1200万，面积3.6万平方公里，正规武装达十余万，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1940年12月，毛主席、王稼祥在给朱瑞等人的电报中称：“山东工作在同志们的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成绩！”
巨大的成绩是巨大的牺牲带来的。朱瑞的妻儿也长眠在齐鲁大地上。
朱瑞的妻子陈若克，曾参加过上海工人罢工，17岁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1日和朱瑞结婚，来山东后先是在山纵司令部直属工作科任科长，后调山东分局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她忠实负责，积极肯干，大胆泼辣，在同志中享有很高威信。在1940年山东省各界联合大会上，她代表山东省妇联做妇女工作报告，被选为省妇联常委，省参议会驻会议员。她和朱瑞情深意笃。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不到半年，就在1940年底日寇的一次“扫荡”中因病失治死亡。看着身边失去了鲜活的小生命，陈若克心如刀绞。朱瑞强忍悲痛劝她说：“整个民族都在苦难中，孩子的性命算不了什么。”陈若克从悲痛中走出来，以更加忘我的姿态工作着。1941年11月初，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5万人的大“扫荡”。数万日本侵略军大举扫荡沂蒙山区，在八路军冲下山去突围时，陈若克因即将临产，步履蹒跚，与部队失去联系，落入敌手。她在日军面前直接了当地申明自己和丈夫都是“干抗日的”、“枪毙、刀杀随你便！”在狱中，为求速死不成，陈若克采取了绝食的办法。二天后，孩子出生，敌人假意送来牛奶，陈若克打下敌人手中奶瓶，让孩子跟着妈妈一起绝食。11月26日，陈若克紧抱孩子赴刑场，一路高呼口号，高唱歌曲，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太凶啦，审了几天闹了几天，一点结果也没有。”陈若克和孩子是被敌人用刺刀扎死的，牺牲时年仅22岁。



被日军杀害的朱瑞夫人陈若克

陈若克母子双双遇难后，其遗体秘密运到了曾为朱瑞和陈若克主持婚礼的王换于老人的村庄。看着陈若克面目全非的遗体，王换于老人悲痛欲绝。当天晚上，她就着昏暗的油灯，为陈若克和婴儿缝制寿衣，帮陈若克母子穿好，整理好她们的遗容。为安置好烈士的后事，王换于还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三亩田地，并将她们母子安葬在村庄附近，每年都前往悼念，直至老人去世。
陈若克遇害后，朱瑞闻讯悲痛不已，在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撰写了《悼陈若克同志》：“她死得太早，是革命的损失！妇女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因为我们是衷心相爱的夫妻和战友啊！但她的死又是党的光荣！妇女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因为她和我们前后的两个孩子，都是为革命而牺牲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让我们心里永远联结着亲爱与仇恨，一直斗争到最后的胜利吧！”
据根据地老人的回忆，朱瑞有着过人的才华和人格魅力。朱瑞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他做报告从不看讲稿，却说理透彻，逻辑性强，且幽默风趣，不仅具有政治家、理论家的水平，而且有演说家的讲演艺术。《从国际到山东》、《目前抗战形势和任务》、《山东党的建设问题》、《群众工作的领导问题》、《爱山东保卫山东是山东人民无可推诿的责任》等等，他的每一篇讲话稿，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如1940年3月1日，他在鲁南妇女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演讲《中国抗战与妇女解放》，当讲到妇女的地位不平等时，他风趣地拿自己家打比方：“我自己有三个姐妹，我们是一母同胞生的，可是因为男女不平等，这里即分别了轻重。比方在家里吃东西，老是我吃得好一点，穿得也好一点，打起吵子，不管有理无理，我总是占上风。吃东西的时候叫她们一起吃，她们老是说‘我们是女孩子，吃不吃不要紧。’这样是平等吗？不平等的！”接着，他详细地给在座的姐妹讲宋朝的梁红玉和民族英雄岳飞母亲的故事；讲当时正带领很多游击队员，打遍三四个省，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贺英的故事。然后正色道：“因此，我们肯定地说，妇女对于国家和民族，是同男子一样的有用有能力的人！”他铿锵有力、深入浅出的演讲，使在场的姐妹们热血沸腾，怀着对未来无限希望和憧憬，纷纷投身革命洪流中。一些老同志在回忆朱瑞时风趣地说：“那时候处在敌后斗争环境，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但在精神上是很愉快的。朱瑞经常给我们讲形势，做报告，他每做一次形势报告，都给我们极大鼓舞，甚至激动半年。”
齐鲁大地、沂蒙山区，永远怀念朱瑞同志。从1939年10月至1943年8月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8年抗战，朱瑞主持山东敌后抗战达4年半之久，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扩大作出了巨大贡献。人们正以《朱瑞与山东的抗战精神》为题，不断总结经验，发扬光大。
缔造炮兵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此时，在延安的中共领袖人物已经深谋远虑地在酝酿更加宏伟的计划了：如何在抗战胜利后由乡村进入城市？如何赶走蒋家王朝，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一个摆在领袖们面前的严峻问题是：如何建设一支强大的炮兵。
1944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会见了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派来的观察小组。毛泽东与这个小组的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中校谈了一天话，他们谈到的一个重要话题是美军将进入中国的东北，日本军队很快将全线后撤。
　　伯德中校很有礼貌地问：“毛先生，如果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军队在中国后撤的时候，八路军会不会大举反攻？”
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当然是要反攻的，我们争取的就是这一天！”
“那就是说你们将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了？”
　　“是要打正规战的，而且很快要打到城里去的！”毛泽东坚定地回答。
　　“我知道贵军没有炮兵和坦克兵，如何才能攻城呢？”
　　毛泽东不再说话了，这也正是他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周恩来在一边笑了笑说：“伯德先生，对于这一点，我们会有办法的。中国有句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车？……周先生……我们说的是炮的问题……”伯德很显然没有听明白周恩来的话。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将包瑞德和伯德送走之后，在窑洞的外边站立了许久。
　　“主席，关于炮兵的问题，军委写了一个报告，我已经看过了，主要是干部的问题，一下子没有那么多……”
　　“是啊，下一步作战打正规战，炮兵的作用是很大的，没有炮兵仗就不好打了！也可以说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
......两位领袖认真地商议起来。
在炮校领导的人选上，中央决定由郭化若担任炮校校长，郭于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入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在延安一直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但郭化若由于生病暂不能开展工作。
恰在此时，朱瑞得知党中央将任命他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这一职务与他此前的任职相当。但他找到毛泽东，请辞了这一职务，并说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炮兵建设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并不在意自己此前都担任要职，这时却甘当一个只管千余人的炮校校长。
毛泽东觉得让朱瑞去担任这一职务，还是委屈了他，既然坚辞副总参谋长一职，就先让朱瑞“代理”这个校长吧。对于朱瑞的任职，中央和主席一直是有考虑的。
后来有人说，朱瑞做炮校校长是中央降级使用了他；也有人认为，以朱瑞的资历与才干，解放战争时的他，应该类似与林彪或陈毅做搭档才适宜。
朱瑞不在乎这些。到了1948年7月，朱瑞积极参加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领导决定留他在后方主持工作，但朱瑞坚持要去前线，便向毛泽东请战：“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我在后方，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解放东北的战役，我应该带着炮兵到前线去。”主席很理解朱瑞的心情，但是主席想到炮兵必然要配署步兵主力部队作战，这样显然是降级使用朱瑞。但朱瑞对此并不计较，说：“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毛泽东向朱瑞投去赞许的目光。这是后话。
延安炮校政委是邱创成，他也是一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在这之前是总部炮兵团的政委。
　　几天之后，传出了在延安组建炮校的消息，校址就在有名的南泥湾。接着，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西北局联合发出了延安炮校招生的指示信。
　　指示信提出：“一切适合条件的青年与干部踊跃报考炮校，为建设我们的炮兵而努力！”
　　指示信一发出，各部队、学校、机关报名应考者十分踊跃。经过认真选拔考核，第一批学员很快就入学了。 1945后2月，炮校开始正式编班，加上总部炮兵团的同志，一共编成了10个炮兵学员队，一个工兵科，一个迫击炮教导队。



朱瑞的骄傲：1955年国庆阅兵——炮兵部队

　　1945年8月1日，延安炮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学员和学校的干部在大操场上列队。尽管天气很热，但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
　　一辆美式中吉普开到了操场上，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肖劲光副司令员从车上走了下来，操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欢呼。朱总司令一边挥手，一边走上了主席台。
　　宣布开学典礼隆重举行的是代校长朱瑞，以后也就是由他主政炮校。
　　会场上响起了隆隆的炮声……
　　朱老总转过头问：“怎么还要放炮？”
　　朱瑞笑着说：“这是我们的礼炮！”
　　叶剑英点了点头说：“这是正规的炮校嘛，正规的开学典礼嘛，就是要放一放礼炮！”
　　礼炮一共响了九下，轰鸣声在天空久久回响。
　　朱总司令走上台去讲话：“我听了这个礼炮很高兴，这是我们开学典礼的礼炮，也是我们抗日战争就要胜利的礼炮，同志们要为迎接大反攻而努力学习，要发扬红大和抗大的光荣传统，在学习上争做模范！”
　　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朱瑞借鉴在莫斯科克拉辛炮校的教程，联系延安的实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学热潮。火炮器材不够用，就采用分班轮流学习的方法，一个班操炮，另一个班就讲地形，讨论射击原理，做到人闲炮不闲。真炮不够用，学员们还做了七门木头炮，马匹不够用就做了一些木马，不少炮兵用的仪器都是土造的。上课的时候，不少的教具也是土造的。讲到弹道的时候，就用一根柳枝弯成一道弓来表示，用一节秫秸来当炮身，一下子就把很多的原理讲清楚了。大家还提出了向红军神炮手赵章成学习的口号，苦练硬功，军事技术提高很快。
起初，教员讲道：当一个炮兵，首先要知道很多的常识，比如一般的树有多高，老百姓的房子有多高，牛有多高，羊有多高，中国马有多高，日本马有多高，大人的步子有多大，小孩子的步子有多大，小车有多长……这些常识很多学员都不知道，后来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大家学习的劲头更大了，都感到炮兵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
　　朱瑞亲自讲课示范，条件困难，校内连粉笔都供应不上，他就用白土在黑板上写画。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炮校对两个大队进行了测试。1大队的射手在850米的距离上对目标进行了直接射击，一连打了九发炮弹，有八发直接命中目标。2大队6队也打得很好，两发炮弹从两棵树的中间飞了过去。大家说这真像古人说的百步穿杨。
朱瑞在延安炮校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炮兵指挥员。大家都憋着劲要上前线去一试身手。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延安有消息说，东北遗留的装备无数，去了便可拿到。9月19日，党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的指示，23日，延安炮校接到中央军委向东北开进的命令，为急于接收日军的装备，朱瑞先行乘飞机飞到了东北。等赶到沈阳，朱瑞却发现回炉冶炼价值大的火炮大都被苏军运走，其余也多丢失。



朱瑞将军在东北

政委邱创成、副校长匡裕民带领全校从南泥湾出发，经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行程3000多公里，一个多月后才到达了沈阳市郊的马三家子。炮兵指战员们看到可接收的装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许多人感到失望。朱瑞一边鼓励官兵，一边将部队分散为小队，到各地搜集散落的武器。他自己则到苏军中找到一些过去的炮校同学，利用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有时能一次便拉回来已运走的十几门日本大炮。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前的半年宝贵时间里，朱瑞和炮校的战友们共搜集到火炮700门，炮弹50万发，他又以炮校的学员为骨干，组建起10个炮兵团和6个独立炮兵营，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有了一支强大的炮兵。
1945年10月22日，东北沈阳一幢沙俄式小楼前，停着一辆苏式吉普车，一名穿着浅黄色军衣的中年人匆匆走上楼去。他就是延安炮校的校长朱瑞。
这里是刚抵沈阳一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一张办公桌边上，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正在批阅文件。
　　听到脚步声，彭真抬起了头说：“朱瑞同志，你来了，快请坐。”
　　接下来，他们商议炮兵与步兵配合作战的事。
　　1945年4月23日， 苏联红军撤出了长春。这时国民党第27军军长姜鹏飞于几个月之前率部占领了长春。蒋介石用飞机将姜的所谓“铁石部队”1000多人空运到了长春。国民党军队总计3万多人。姜鹏飞本来就是个大土匪，现时气焰更加嚣张，口出狂言要与东北民主联军决一死战。
　　4月23日，总部炮兵第2团、吉东军区炮兵营、东满军区炮兵营参加了进攻长春的战斗。这是东北我军炮兵参加的第一次较大的攻城作战。
　　在炮兵的火力掩护下，我军攻城部队一举从东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发起了攻击。在城东的主要攻击方向上，我军集中了15门山炮，前后排开，距敌前沿只有500米到1000米， 炮弹像长了眼睛一般，直接飞进了敌人的碉堡，敌人的据点一个接着一个飞上了天。 看到炮兵打得好，步兵的士气更加高昂，一举攻进城去。到4月28日战斗全部结束。
　　从4月18日开始， 国民党新1军进攻四平，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炮兵第2团两个连，松花江军区炮兵四个连参加了这次战役。这也是东北我军炮兵参加的最大的一次守城作战。 5月14日，敌人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企图将我军守城部队困于城内。在我军的反冲击中，炮兵第2团两个连连续发射炮弹1600多发，不少火炮身管都打红了。战斗打到18日，我炮火打开了敌人包围的口子，使我守城部队于当晚顺利撤出四平，这样，一个多月的四平保卫战宣告结束。
　　1946年7月，东北重镇哈尔滨凉风送爽，从松花江上飘来一阵阵高亢的汽笛声，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隆隆驶过的军车，车上装满了粮食和物资。几条主要大街两边的商店生意十分红火，人群中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在巡逻，整个城市秩序井然。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林彪司令员的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沙发上坐着高岗、彭真、陈云。在他们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和政委邱创成。林彪坐在办公桌前，正低头看文件。尽管屋里人不少，但没有人说话，都等着林彪把文件看完。
　　林彪看完文件后说： “既然是炮兵建设的1号文件，就要搞得好一点，给以后做个好样子。”
　　彭真接着说道：“中央对炮兵提得很高啊，朱总司令说炮兵为建军骨干，毛主席说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我们现在对炮兵的认识还不够。”
　　“上面有问题，下面也有，长春、四平两仗下来，一攻一守，攻得就好一点，守的就不行了。”林彪话说得很慢。
　　“林总，这个问题主要责任在我……”朱瑞马上把责任担了下来。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也有，大家说的是建军的问题，那就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林彪停了一会儿又说道：“空军搞得不错，已经有飞机、有人了。可是那总不是主要的，目前炮兵是主要的，搞得不好我们在东北就站不住了。”
　　经过热烈讨论，东北野战军决定先拿出6600万元装备炮兵。“怎么样？合3300两黄金啊”林彪问朱瑞。
　　朱瑞的愿望已达，看上去很兴奋：“这样可以再装备两千兵员，增加两个团的兵力，把炮兵建成一个独立的兵种。”
　　大家都对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炮兵部队充满必胜的信心。
永远凝望新中国的曙光

1945年8月，就在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共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已经密令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出第19军军长史泽波指挥五个师抢占上党地区。
　　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我军769团首攻留屯。太行独立山炮队集中仅有的两门山炮掩护步兵攻城。只见火光一闪，敌人的三座地堡、一座城门楼子飞上了天，机枪被炸得不响了，守城的敌军全部缴械投降了。
　　10月2日，太行、太岳军区主力在南老爷岭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第7集团军的六个师团团围住。军区的四个炮兵连全都参加了战斗，激战五天四夜，敌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被我炮火击毙。
　　10月7日， 敌23军和83军两万多人，被我军赶到了一片洼地里。刘忠指挥20团挡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一次又一次发起进攻，炮弹雨点般落到我军阵地上……我军一连打退敌人八次集团进攻，敌人乱成一团，首尾不能相顾……



中国新99式主战坦克

　　此役歼敌11个师及一个纵队3500人，生俘军长史泽波，缴获机枪2000多挺，山炮24门，还有大量炮弹。刘伯承司令员看到新缴的山炮，高兴地说：“给中央发电报，我们也要搞一个炮兵团。”
10月13日，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将所缴获山炮骡马迅速集中起来成立炮兵团。
接着，令炮校即送五个连干部外，并须尽量争取旧炮兵军官及炮队长。
　　不久，朱瑞派出延安炮校的42名干部到达赤岸，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亲切接见了他们。
　　刘伯承司令员说：“上党一战加上邯郸战役我们有了炮，现在又有了炮校送来的干部，一定能把炮兵建设好。”
　　邓小平政委接过司令员的话说：“各部队都调来了班长和老战士，这是炮兵的骨干。不过就是驮马不够，那我就不骑了，为了炮兵，让我的马去拉炮！”
　　“使不得呀！你不骑马，我也不能骑呀！咱们都走不动了！”刘伯承风趣地说。
　　炮兵营长范治平说：“旅团首长已经送来了不少马，邓政委的马就不要送了吧！”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晋冀鲁豫军区从抗战胜利时的五个炮兵连迅速发展到16个炮兵连，30门火炮。
　　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的炮兵也在紧锣密鼓地组建之中。军区原来有一个炮训队，9月接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赶到张家口搜集日军丢下的火炮、弹药、装备，同时扩展兵员，只半个多月就收集火炮52门，还说服有专长的250人入伍，组建了四个炮兵连。10月，军区又专门从各部队调来了十多名政工干部，先搭起了四个炮兵营的架子。10月10日，军区下达了成立炮兵团
的命令，任命高存信为团长，林干为参谋长，陈靖为政治处主任。



炮兵司令朱瑞

　　到10月底，延安炮校赴东北路过张家口，中央军委批准调64名干部给晋察冀军区。军区任命赵大满、王正国为炮兵团副团长。这时全团有五个炮兵营、一个教导队，火炮40多门，骡马400多匹，1000多人。
1946年夏秋后，由于炮兵的迅速发展，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朱瑞及时建议东北军区将延安炮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校，立即开学招生，朱瑞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军区炮校校长。东北军区炮校在辽沈战役前，共培养2000多名干部，不仅充实了东北军区的炮兵干部，还为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
自延安炮校创办以来，朱瑞按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派出了大批优秀炮兵指挥员，后来的军事史家认为，这些优秀的炮兵指挥员的到位，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朱瑞功不可没。
　　 1946年10月，朱瑞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纵队司令员，1948年，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1947年1－4月，在东北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设，共有四十多个炮兵连队参加。战役结束后，朱瑞在双城召开第一次炮兵会议，对炮兵一年来建设作战经验进行总结。
　　1947年夏季，在炮兵的有力配合下，东北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政府军八万余人，收复县城四十多座，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1948年4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炮兵会议上，朱瑞进一步丰富了原则，从而使炮兵战术、技术和指挥能力进入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由原来只能配合步兵克敌一个师设防的城市，发展到能支援步兵一举攻克十几个师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
　　 1947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前后方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保证战争需要，朱瑞亲自主持工作，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团、战车团、高炮团等五个团。到1948年8月，在东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己有各种火炮4700门，在装备上己占优势，为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8年9月20日， 在东北的门户锦州北部义县的大道上，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正在紧急开进。炮1团、炮2团、炮3团从辽源和四平乘火车赶到了义县。
　　这是锦州攻坚战的前奏，炮兵司令部决定，炮火攻击义县将是攻锦作战的一次预演。因此，炮兵司令员朱瑞亲临前线指挥炮兵作战。
　　9月27日， 10多架蒋军的美式运输机，从义县上空一掠而过，直向锦州城头飞去，在锦州上空转了一个大圈子，接着落了下去。
　　第二天，朱瑞接到了总部的紧急电报：现已查明，敌正从沈阳空运49军至锦州增援，目前已运至两个团，命炮纵迅速封锁锦州机场。
　　当时炮纵已作好了进攻义县的准备，接到这个紧急命令之后，朱瑞马上命令炮1团派出一个营， 秘密开进至锦州机场附近。这时敌人的五架飞机正在降落，营长一看机不可失，便一声令下：“开火！”
　　全营的10多门火炮同时开了火，敌人的两架飞机已经落到了跑道上，一队士兵刚刚走出机舱，就被迎面飞来的炮弹炸了个晕头转向。另外三架飞机正在跑道上滑行，刚刚滑到跑道的中间，便遭到了一阵炮火袭击，前面的一架飞机中弹起火了，火苗一下子窜起几丈高……后面一架正在滑行的飞机撞到了前面的飞机上，接着也起了大火，机上的敌人，鬼哭狼嚎喊成一片……
　　敌人机场的救火车开了出来，一直开到了飞机跟前。
　　“瞄准救火车，开炮！”张营长一面下命令，一边说：“想得倒美，还想救火，还想保飞机，我让你啥也保不住！”
　　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响声，又有几十发炮弹，落到了敌机跟前，有一发炮弹击中了敌机的弹药舱，只听“轰”的一声，敌机炸成了几段。
　　张营长又下令，瞄准敌人机场的指挥塔，连连开炮，炮弹如长了眼睛一般，在敌人的塔台上炸开了，把指挥塔炸倒了一半。
　　锦州城防司令范汉杰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听到炮声之后问道：“怎么回事，这是哪里打炮？”
　　“是共军朱瑞的炮火封锁了机场。”93军军长盛家兴回答。
　　“范长官，参谋部刚刚得到消息，共军炸毁了机场，还击毁了五架飞机，49军已经停止了空运。”一名作战军官向范汉杰报告说。
　　范汉杰不由得“啊”了一声，49军停止空运，城内只有12万人，何以挡得住共军的进攻！
　　“共军要攻下锦州，首先依靠的是炮兵，据可靠情报，朱瑞刚刚组成了一个炮兵纵队，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啊。”范汉杰本想给部属打打气，不知为什么即席却改变了话题，谈起了共军炮兵的厉害。
　　“共军这次对锦州外围加强了攻击，集中了很强大的炮兵，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盛家兴已经不是第一次提醒范汉杰了。
　　“近日内共军定对我义县有攻击之行动，20师要有作战准备，必要时将给予20师以火力支援。”
　　20师师长站了起来：“请司令长官放心，我们誓与义县共存亡！”
　　“要有这个决心！不过你们还是要想点办法，对付共军的火炮，切不可大意！”
　　10月1日， 天还没亮，我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匆匆赶到前线指挥部，检查炮兵火力的部署。 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向他报告：“攻击义县之敌，将以炮1团支援5师从西南角突破； 以炮3团支援8师从东北角突破；以3纵炮兵团支援9师从城南与5师并肩突破； 以炮2团担任压制敌炮兵火力及重要目标。目前已下达命令，3时炮兵全部进入阵地完成射击准备，9时30分完成以打开突破口为主的炮火准备。”
　　“炮火准备要多少时间？”朱瑞问道。
　　“一个半小时。”
　　朱瑞点了点头表示满意。他从指挥部里望出去，看到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远处的地平线上也显出了一丝亮光。我军大炮群已经进入阵地，战士们正在擦拭炮弹。
　　早上9点多钟，太阳光直射过来，义县城头敌人的炮楼看得清清楚楚，许多人头不停地晃动，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敌人正在加固工事，城头上又堆起了一层麻包。
　　9点30分，指挥部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担任正面射击任务的2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如同一阵惊雷从义县城头滚过，刹时，除了巨大的爆炸声，好像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了，连敌人惊恐的叫声也听不见了。随着我军的炮击越来越猛烈，大地也开始抖动起来，天空中的烟尘遮住了义县的城头。在远处只能看到炮弹爆炸之后刺眼的闪光……
　　炮击按计划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朱瑞从望远镜里看到，义县的城头已经倒塌下来，正面的城墙被炮火打开了30多米宽的口子。
　　朱瑞满意地点了点头，对炮纵的副参谋长张志毅说：“如果是打锦州，突破口还应该再大一点，也可以考虑多打开几处。”



哈尔滨烈士陵园朱瑞将军墓

　　我军的火炮这时候开始向敌后延伸。
　　朱瑞命令道：“30分钟之内一定要压制住敌人的火炮，同时也要把突破口前面的敌人压下去！”
　　看到延伸的炮火已经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了。朱瑞说：“行了，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了，打锦州的时候，就这么打就行了，给突击部队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30分钟之后，步兵发起了冲击，敌人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只一个冲锋突击队就冲上了城头，守城的敌人潮水般退了下去。
　　到下午3点20分，敌守军1万多人全部被歼。
　　朱瑞从指挥部里走出来说：“走，到城头上再去看一看，最好量一量突破口有多宽，这样心里就更有数了。”
　　一名警卫战士说：“还没有打扫战场，首长是不是先不要过去？”
　　朱瑞说：“不要紧，我们也可以一同打扫战场嘛。”说着便朝城头的突破口走去。众人跟在后面，战场上到处都是我军战士，正在搜索残敌。
　　当朱瑞走过一条小道，跨上一道土坎的时候，脚下突然踏响了地雷，只听轰的一声，眼前火光一闪，一股热浪朝他扑来。朱瑞那高大的身躯晃了一下倒下了……
　　“司令员，司令员……”周围的干部和战士们惊叫着围了上来。
　　朱瑞全身至少中了几十处弹片，双腿被炸断了，全身血肉模糊，在他的身下，汩汩流动的鲜血渗入了那片黑土地。
　　“快，快叫卫生兵来，叫军医来！”张副参谋长喊道。
　　军医很快赶到了，他认真地摸了一下朱瑞的脉搏说：“很危险啊！”
　　朱瑞在众人的呼喊声中醒过来了，他只是微微地睁开眼睛，朝锦州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
　　“司令员，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打下锦州！”众人几乎是哭喊着说。
　　朱瑞久久没有闭上眼睛，他一直望着锦州方向，一直望着。他的目光定格在了新中国诞生的黎明时分。
　　一个多小时之后，朱瑞司令员牺牲的消息传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林彪听到这个消息，怔了一下，好像是自语又像是问别人：“这……这是怎么搞的？”说完站到墙角上板着脸一言不发了。
　　罗荣桓连连叹息：“可惜啊！大战在即又失大将！”这时，在罗荣桓的脑海里掠过了从前朱瑞的影像——朱瑞曾是他的领导，从长征中的雪山草地，到敌后根据地，从延安炮校到东北的黑土地，多少艰难，多少困苦都顶过来了……他转过身问刘亚楼：“我记得他还和你是苏联的同学。”
　　刘亚楼长吁了一口气：“怎么不是，莫斯科军事学院的高材生，真是壮志未酬，身先……”他说不下去了。
10月3日，东野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不语，悲憾不已。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唁电中，毛泽东亲自写下：“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朱瑞牺牲后，中央将东北军区炮校改为“朱瑞炮校”。



锦州义县朱瑞烈士陵园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在辽沈、淮海、平津以及渡江等战役中，人民炮兵显示了空前强大的威力，配合其它兵种，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扭转了整个战局。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元旦献辞中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们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愈加渺小了。”因此，人们自豪地说，是人民炮兵那隆隆的炮声，彻底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炮兵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炮击金门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威镇敌胆，战无不胜，取得了毙伤敌22万余人，毁伤敌火炮1400余门、飞机近万架的辉煌战果，打出了国威军威。在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的生前，人们都喊他“万岁”，但很少有人见他说“万岁”、写“万岁”。然而，毛泽东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破例为原东北军区“朱瑞炮校”写下了“人民的炮兵万岁”的题词，并永久地留在了当时学校为学员颁发的毕业证书上；而这所炮校也一直把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之父“——朱瑞的照片，高高地悬挂在礼堂。



解放军新型主战坦克

2005年8月30日于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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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毛泽东军事活动大事记》（《解放军报》社资料库）
          《中国炮兵传奇》（孙晓、左东著）
          《宿迁市志》
          《追忆朱瑞：我军的炮兵之父》（国防大学  徐焰）
          《朱瑞与山东的抗战精神》（齐鲁晚报评论员）

蜗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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